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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高二传记阅读题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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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高二传记阅读题及答案

我和梅贻琦先生是在昆明西南联大才熟识起来的。

1938年2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

联大成立之初,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代表”的意思。蒋梦麟对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您多负责。” 三位校长以梅贻琦先生年纪最轻,他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他就自己暂兼,公正负责,受到尊敬。蒋梦麟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是实话,从而奠定了三校在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

三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荟萃的地方。各校有各校的光荣历史,各校有各校的校风。经过5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3500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绝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联大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学术上、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校风上,莫不如此。后期,外间虽有压力,谣言不时流布,校内始终是团结的。抗战胜利后,还在昆明上课一年,这也是了不起的。在联大八年患难的岁月里,梅校长始终与大家艰苦与共,这是大家经常提到的。

1941年4月,清华大学在昆明举行30周年校庆,张伯苓校长自重庆告诉南开办事处的黄子坚说,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于是黄子坚在会上大作“通家”的解释,指出清华的梅校长是南开的高材生。接着,冯友兰上台说要是叙起“通家之好”来,北大和清华的通家关系也不落后,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是清华人,我是清华文学院院长,出身北大,此外还有其他很多人。两人发言之后,会场异常活跃,纷纷举出三校出身人物相互支援的情形。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联大的三校团结,远远超过了三校通家关系之上。

抗战期间,物价上涨,供应短缺,大家生活极为清苦。梅校长在常委会建议一定要保证全校师生不断粮,按月每户需有一石六斗米的实物,租车派人到邻近各县购运,这工作是艰苦的、危险的。幸而不久得到在行政部门工作的三校校友的支援,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这又是一桩大协作。

在昆明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清华大学利用工学院暂时不需用的设备成立清华服务社,从事生产,用它的盈余补助清华教员的生活。这事本与外校无关。梅校长顾念北大、南开教员同在贫困,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从而看出梅校长的公正无私。

梅贻琦校长生活朴素,他的那件深灰色的长袍在四季皆春的昆明,是大家天天看得见的。1941年7月,我和梅贻琦、罗常培两先生在成都准备转重庆回昆明,梅校长联系好飞机票,恰好又得到搭乘邮政汽车的机会。梅校长觉得邮车只比飞机晚到一天,但可以为公家节约200多元,于是坚决退了飞机票。这种宁可自己劳顿一些而为公家节约的精神,是可贵的,俭朴正是他的廉洁支柱。

梅校长富有修养,对人有礼貌。遇到问题,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当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会说再考虑考虑。他从无疾言愠色,所以大家愿意和他讨论。

梅贻琦先生不喜多说话,但偶一发言,总是简单扼要、条理分明。他谈过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市民的情况,也谈过京剧演员的表演艺术,也谈过满族服装和健康的关系。这些都是在他专业以外不常接触的事物,反映出他对社会观察的精细和敏锐。

最后,我想再谈一段联大的故事。当时,昆明是与国外交通的唯一通道,许多经过的朋友总要到联大看看。梅校长有时也要用家庭便饭招待。记得每当聚餐快要终了的时候,梅夫人——韩咏华女士总是笑吟吟地亲捧一大盘甜食进来,上面有鲜艳的花纹环绕着“一定胜利”四个红字,她殷勤地说:“请再尝尝得胜糕,我们一定胜利。”这时大家一齐站起来致谢,齐称“一定胜利!一定胜利!”。这正是我们当时一致的信念,也是联大事业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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