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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科谱论文

[电脑版] 佚名

天文科谱论文   

说到天文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文化的萌芽时代,人们为了指示方向,确定时间和季节,而对太阳、月亮和星星进行观察,确定了它们的位置,找到它们的变化规律,并且编制了历法。因此天文学是最古老的自然科学学科之一。

古时候,人们通过用肉眼观察太阳、月亮、星星来确定方向和时间,制定历法,从而知道农业生产,这就是天文学的最早开端。早期的天文学的内容就其本质来说就是天体测量学。从十六世纪中期歌伯尼提出日心说开始,天文学的发展进入全新阶段。哥伯尼的学说使天文学摆脱宗教的束缚,并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从单纯的描述天体位置、运动的经典天体测量学,向着寻求造成这种运动力学机制的天体力学发展。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天文学与周易中的四象: 

天文学中,四象的意义比较明确,是指黄道二十八宿中的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和北方玄武,也称为四陆、四灵、四兽或四宫。而在《周易》中,四象一词的内涵则比较丰富,其涉及范围从各种自然现象,到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诸多领域。至于在两者之中的四象来源是否相同,意义是否一致等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天文学和《周易》之间的关系。从古天文学的角度来看,历法是古天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中国天文学史整理小组编写的《中国天文学史》的观点,远古人类最早的天文活动就是观象授时,这种授时实际上是最为原始和简单的历法,因此,中华民族的古天文学也可以称为古代天文历法。《淮南子?天文训》所云“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从哲学高度上总结了历法在天地之道中的首要和核心作用。如果再从《周易》的角度来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所以,它与古天文学一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鉴于此,笔者拟从考证古代天文历法中的四象入手,探索四象的起源和演化,以及它在古天文学中的作用,然后再从《周易》的自然哲学高度上来分析四象的意义和内涵,如此,我们将得益匪浅。

一、古天文学中的四象演化过程的基本研究方法 。

关于四象的记载,从现存的历史文献来说,最早的是《尚书》、《周礼》、《礼记》、《吴子》和《吕氏春秋》等先秦经典;战国时代的天文学家甘德、石申的著作(分别著有《天文星占》和《天文》二书)虽已佚失,但在《汉书?律历志》中的关于二十八宿的数据仍然来自于石氏的著作。【1】 到了西汉时期,在《史记、天官书》、《淮南子-天文训》等文献中,可以见到有关四象二十八宿的详细记载。另外,就考古实物而言,1978年在湖北省随县擂鼓墩发掘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据考证可以确定为公元前433年或稍后的墓葬)中,发现一件漆箱盖,盖上绘有二十八宿的篆体古代名称,以及斗和龙虎的图案。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的M45号墓(又称龙虎墓)中的龙虎蚌塑,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学,特别是四象和二十八宿,具有重要意义。

四象的起源和演化是一个跨越若干历史时代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重要标志,那就是四象二十八宿体系的创建。正是在这一体系之中,人们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日月五星的运动规律,才能够制定科学历法,从而诞生了古六历——四分历。所以说,我们有理由认为四分历的创立时代就是四象二十八宿的完整体系最终形成的时代。其时间大约在春秋末期。确认了这一点之后,选择其中有价值的文献记载和考古成就把四象体系的演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沿着历史一直追溯到中华文明起源的远古时代。 

四象体系演化的四个阶段是:第一、春秋末期的四象二十八宿体系的创建时代,第二、以四仲中星为代表的五帝时代,第三、以西水坡龙虎墓和《周礼》中的四象旌旗为代表的仰韶时代,第四、以创世神话为代表的远古时代。在这四个时代中,从古代记载、传说和考古发现中找到具有时代特征的代表性天象来探索四象的起源和演化过程,以及四象在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是研究古天文学和《周易》中四象的基本方法。 

二、四象二十八宿体系的创建时代考证 

这里所说的“四象二十八宿体系的创建时代”,应该具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具有完整的四象二十八宿结构,这是一个可以用来观测日月五星运行规律的古代天文参考系,其内容与《史记》和《汉书》中的有关记载基本相同,按照日躔顺序录入如下: 

东宫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 

北宫玄武:斗、牛、女、虚、危、室、壁, 

西宫白虎:奎、娄、胃、昂、毕、觜、参, 

南宫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

三、通过天文观测已经具备较为完整的二十八宿的天文数据(距度和去极度)和日月五星的运行数据。这些数据是在制定四分历过程中的一系列大规模天文观测中得到的。所以说,四分历的制定,意味着一个完备的四象二十八宿体系已经创建完毕。下面将通过四分历的制定时间来确定二十八宿体系最终完成的年代,然后找到这一时代的天象记载,根据这一记载进一步确认当时的年代。 

关于古四分历的制定过程,首先要提到的是《中国天文学史》中的有关论述: 

春秋时代大致是处于从观象授时到制定科学历法的过渡时代,关于这一时期的历法,在《左传》中有两次用圭表测定冬至的记载,分别在鲁僖公五年(B.C.655年)和鲁昭公二十年(B.C.522年)。虽然这种观测的误差可以大到一、二天左右。但是通过长达几十年或数百年的观测资料的积累和平均,误差就会大大降低,得到较为准确的回归年长度,这样就有了建立科学历法的基础。当时测定的回归年长度是 日,因此,以此为基础的历法就叫做四分历。 

另外,人们还发现,12个朔望月的总长度短于一个回归年,所以必须安排闰月。根据王韬、新城新藏等人的工作统计,从鲁宣公时代的B.C.589年以后,已经明确地掌握了十九年七闰的规律。 这一规律的发现,在历法发展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跃进,掌握了这一规律,测定了比较准确的朔望月和回归年长度后,历法工作者就进入了科学历法的大门。这样,四分历就诞生了,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的春秋末期。

在战国时代的天文学家甘德和石申的著作中记载有大量的四分历制定时代的天文历法资料,虽然已经遗失,但在《汉书、天文志》和《汉书-律历志》中曾经多次提到过这些记载。由于西汉时期尚未发现岁差,故在汉武帝时代仍沿用甘、石的天文数据作为制定《太初历》的基准。在《汉书、律历志》中提到的“故传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极于牵牛之初,日中之时景最长,以此知其南至也”,就是对于《左传》中的两次测定日南至记载所作的说明。由此可见,关于“冬至牵牛初”的测定数据早在《左传》成书的春秋末期即已确定。另外,在《汉书、天文志》中同时又提到“夏至至于东井,冬至至于牵牛,春秋分日至娄、角”,“牵牛,日、月、五星所从起,历数之元,三正之始”,这里的“历数”,指四分历,“三正”则是夏正、殷正和周正。以上这些记载,说明了科学历法创建时代以冬至为岁首,位于牵牛,也即二十八宿中的北宫玄武牛宿。 

值得庆幸的是,在《汉书、律历志》中保留了当时的记载,其中有按照周历十二月、十二次和二十四节气测定的各项详细的天文数据。本文将确认:它们都是在春秋末期创建四分历时代测定的天文数据,后来记入甘、石著作的。

《史记、天官书》中记载的四象二十八宿体系的完整配置和对应关系。从这一体系的结构来看,四象对应四宫,每宫七宿,七宿中的第四宿(东宫苍龙房宿、北宫玄武虚宿、西宫白虎昂宿和南宫朱雀星宿)作为基准星宿分别位于各宫几何位置的中央,因此,每宫七宿对于相应的分至点来说是对称的。例如在东宫苍龙中,秋分点房宿位于中央,前后各有三宿(前方角、亢、氐,后方心、尾、箕),相对于房宿形成角对称。原来的苍龙曾经以尾宿为龙尾,增加箕宿的目的就在于保持东宫苍龙的角对称性。经过这样设置之后,从角宿一到斗宿一就成为东宫苍龙的疆域。西宫白虎、南宫朱雀和北宫玄武则分别对春分点昂宿、夏至点星宿和冬至点虚宿形成同样的角对称性。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以四仲中星作为四象二十八宿的基准一直得到人们的认同,甚至唐代僧一行在创建《大衍历》时,也按照这一基准进行大规模的天文测量。《新唐书、卷二十八》记载有“今以四象分天,北正玄枵中,虚九度;东正大火中,房二度;南正鹑火中,七星七度;西正大梁中,昴七度”。  

东西南北是地面上的方位,用来确定地面上物体之间的相对位置。同样,把二十八宿分为东南西北四宫,是建立天空中的方位,用来确定天空中星宿之间的相对位置。但由于地球既有自转又有公转,在地球上的观察者看来,星空始终在相对于地面转动,它的东西南北处于不断运动之中。这样就需要选择一个特定的时刻,在每年的这时,星空中的东西南北与地面上的对应方位互相重合,这一特定时刻就是天地相合的基准。中华民族远祖选定的时刻是五帝时代的春分初昏,此时正值东宫苍龙房宿昏见,四个基准星宿与东西南北的四方正向重合,形成东宫苍龙位于正东、西宫白虎位于正西、南宫朱雀位于正南、北宫玄武位于正北的经典标准形式。从而建立了完整的四季、四方、四宫和四仲中星的对应体系,奠定了天空中方位的基础。

___ 综上所述,既然四兽天象中的大火、觜参和营室分别位于仰韶时代的秋分、春分和冬至点,那么完全可以合理地设想鸟宿应该位于夏至点翼宿。

___ 四象又称四兽、四灵。四兽显然来源于四兽天象,而四灵则是由于对四兽的崇拜而神灵化的结果。由于在仰韶时代的早期,四兽天象正好位于四方主星的位置,由此就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四兽和四灵作为民族的图腾崇拜在仰韶时代早期就已经形成。这一时代,早于仰韶时代的龙虎墓年代。 

仰韶时代秋分日躔尾宿,五帝时代日躔房宿,由于大火遍历房、心、尾三宿,以致苍龙能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代中作为授时星象存在,因此,仰韶时代的四兽天象和五帝时代的四仲中星两种古代著名天象都以传说的方式,融合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经过数千年的漫长岁月,流传并能够影响到久远的后世。如果我们继续追溯的话,可以达到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创世神话。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中记载的中国上古创世神话中有:

___ 在天地尚未形成,世界处于混沌状态之时,先有伏羲、女娲二神,结为夫妇,生了四子。这四子后来成为代表四时的四神。四神的老大叫青干,老二叫朱四单,老三叫白大然,老四叫墨干。四神就是四宫,老大青干是青龙(又称苍龙),老二朱四单是朱雀,老三白大然是白虎,老四墨干是玄武(玄和墨都是黑色)。这就是说,后世的四宫的命名中保留了创世神话中的四种颜色,这说明了远在上古传说时代的人们就已经有了对四象的基本认识,后世的四宫来源于上古时代的传说。

以上论述了古天文中的四象,不难看出,古人类对四象的认识来源于对春夏秋冬四季和东西南北四方的认识。这一认识过程是,最初,通过人类自身感官去认识一年中的寒暑和感受四季;然后,通过四方主星的昏见和昏中来认识四季;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不满足于这样的简单认识,于是发展到在四方主星的基础上建立四宫二十八宿体系,进一步认识十二次和二十四节气。由此可见,对四象的认识实质上是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 

在对时间的认识上,人类不仅限于认识一年四季和二十四节气,而且还有对日和月的认识。例如,在古人类对日的认识中,通过对太阳升落时间的认识,把一天区分为昼、夜、晨、昏四辰。 在对月的认识中,通过对月亮圆缺的认识,把一月区分为望日、上弦、朔日、下弦四月相。这样就完成了对年、月、日、时的总体认识,奠定了历法的基础。 

关于对空间的认识,人们通过日升日落的位置把地面大致区分为东、西、南、北四方。四方的建立首先在于选择基准,即以日出为东,日落为西,东西之中轴为南北。但是,日出和日落的方向是随季节而变化的,由春分到夏至期间的日出位置逐渐向北偏移,到夏至移至最北,由夏至到秋分则重新返回;由秋分到冬至期间的日出位置逐渐向南偏移,到冬至移至最南,由冬至到春分则重新返回。其中以春分和秋分时刻的日出位置居于这一移动范围的正中,是最为理想的基准。此时恰值春分苍龙昏见正东,秋分白虎昏见正东,并且由于此时人类已经进入了农业社会,突出了春分和秋分的作用。因此,虽然对东西南北的初步认识可能更早,但选定春分和秋分的日出位置作为正东,作为四方的基准,最有可能在农业社会的时代形成。

四方基准的确定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北极星。古人类很早就认识了北极星的作用,以此作为确定正北的基准。同时也认识到北斗七星围绕北极星的运行可以作为四季的授时星象。从前文所说的仰韶时代龙虎墓中的星象体系配置来看,墓主人头南足北,龙虎斗分列东西北三方,显然仰韶时代的远古人类已经有了这一认识。 

只有建立了四方的基准,才能够确认四方。只有正确地确定四方,才能认识四方主星。由于四季是由四方主星的昏见和昏中确定的,所以,四方和四辰是认识四方主星和四季的前提和基础。这样一来,人类对四辰、四方、四季、四方主星和四月相的认识共同构成了四象体系的基础,于是,古代的四象体系可以综合表示如下: 

春——东——主星苍龙(仰韶:尾宿,五帝:房宿)——上弦——卯(朝); 

夏——南——主星朱雀(仰韶:翼宿,五帝:星宿)——望日——午(昼); 

秋——西——主星白虎(仰韶:参宿,五帝:昂宿)——下弦——酉(夕); 

冬——北——主星玄武(仰韶:营室,五帝:虚宿)——朔日——子(夜)。 

由此可见,古代的四象体系是一个综合时间和空间,包容天地的时空体系。所有这一切至少在仰韶时代已经完成。最初的时空体系非常简单,每一个时间单元或空间单元用四个要素来表示:一年分为四季,一月分为四月相,一日分为四辰,大地分为四方,天空以四方主星标志四宫。这样的时空体系可以称之为原始的四象体系。随着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四要素逐渐演化为四个基准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组四要素是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四个分至点,及其对应的四方主星。二分二至与四方主星的结合,建立了融天地为一体的四个时空点,形成了古代人类“观天法地”的基准,正是在此基准之上才有可能完成四象二十八宿体系——古代天文观测参考系。

鉴于以上种种,我自认为,四象一词是一个寓自然与哲理,寓历史与文化的多层次的、博大精深的普适性概念,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在“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的《周易》中占有特殊地位,成为《周易》符号体系中的基本要素,成为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基本构架,成为衍生万物的基础。《周易》之所以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者,不可无四象也。

参考文献: 

【1】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小组编:《中国天文学史》P44,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 

【2】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小组编:《中国天文学史》P72,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 

【3】 陈久金:《历法的起源和先秦四分历》,《科技史文集 第一辑(天文学史专辑)》P17,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

【4】 林 尹:《周礼今注今译》P430,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5】 林 尹:《周礼今注今译》P284,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6】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 第二册》P358,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关键词:天文 科谱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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